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广州府会馆。
槟城旅游区。
从“东方硅谷”到“中国硅谷”的智造新通道，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。图为槟城州城市景观。
中国深圳西南方向约2400公里，马来西亚槟城峇都加湾工业园内，一座3540平方米的工厂正在加速运转。
张记福站在车间里，盯着一条刚从深圳运来的自动化产线完成调试。他是深圳垦拓流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工厂（下称“垦拓马来西亚工厂”）的总经理，也是这里的1号员工。
2023年底，在中国工作了18年的张记福回到家乡槟城，接下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把深圳总部的微流体精密制造体系完整“搬”过来。而当时槟城在该领域没有供应链，没有现成人才，连行业标准都是空白。
7个月后工厂试投产，2025年助力公司国际业务增长75%。一个中国智造的创新样本，在海外扎下了根。
但要走通这条从深圳到槟城的创新通道，靠的不只是技术和系统。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会长李锦贤已为此深耕多年：“深圳有技术，大马有空间，最高级的合作是把两者联结起来。”
深耕半导体产业40余年，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槟城分会主席李忠利同样在等待这种联结：“中国掌握‘大脑’，马来西亚适合做‘躯干’。”
今年11月，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，“创新”被列为三大优先领域之一，也是华商“死磕”的课题。当“大脑”与“躯干”在APEC的框架下找到更顺畅的联结方式，亚太智造的新版图将被加速绘制。
槟城半导体往事 “我们要努力成为创新中心”
槟城，马来西亚西北部的一个州，面积约为深圳的一半，却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“东方硅谷”。1972年，马来西亚政府在这里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，此后半个多世纪，槟城逐渐成为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的重要基地。
李忠利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失去自由港地位不久的槟城失业率高企。槟城州政府引进8家电子工厂落户，年轻人经过职业培训后进入电子行业。李忠利便是其中之一。
“我们从基层起步，最初就做组装、测试这类难度不高的基础工作。”他说，“正是完整经历过全部环节，我们才熟悉整套运营流程。”
1989年，当APEC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正式成立时，李忠利已在半导体车间里坚守10多年。那时的他已经感知到脚下的槟城正在悄悄生长，从简单的组装业务起步，逐步发展出完整的制造业链条。
1998年，马来西亚第一次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，科技合作与人力资源开发被提上区域议程。当时，李忠利前往国外多地学习半导体业务。等他2000年回国创业时，APEC已改变了区域贸易的底色，槟城的半导体产业开始从封装测试向跨境研发的方向延伸。
经过50多年积淀，如今马来西亚贡献了全球约13%的半导体封装测试产能，槟城是核心承载地，拥有逾350家跨国公司和4000多家中小企业。
李忠利所在的安费诺集团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制造企业之一，仅在中国大陆就设有几十家工厂。“我们企业在践行‘中国+1’模式。”李忠利说，“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在中国生产，销往亚洲、欧美市场的产品在马来西亚制造。这是非常理想的合作模式。”
但李忠利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现实：槟城的半导体产业主要集中在封装、测试、组装等中低端环节，向芯片设计、晶圆制造等上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，才是产业持续增长的关键。
横亘在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，是缺少人才。
“基础岗位可以交由外籍劳工，但研发、产品开发，必须有高素质人才。”李忠利坦言，马来西亚总人口仅约3440万，本地产业人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需求。工厂只能大量使用外籍劳工，同时从中国聘请工程师支援技术岗位。
李忠利祖籍福建，曾多次到访中国，亲身感受到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进步速度。他认为中国在工业4.0阶段，特别是在人工智能、自动化技术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。
“槟城不缺厂房和设备，缺的是核心技术和设计能力。”李忠利说，“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最快，中资企业带给槟城的就是这些东西。”
当被问及理想中的中马半导体合作模式时，李忠利给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比喻：“中国掌握先进封装的算法、技术，也就是‘大脑’；马来西亚具备硬件制造工厂，也就是‘躯干’。两者结合，就能打造完整产业链。”
对于未来的路，李忠利也有方向：“我们不应该只做全球的组装工厂，要努力成为创新中心。”
祖籍深圳华商的选择 “木头会砍完，但数据会增值”
如果说李忠利代表的是马来西亚产业对技术升级的呼唤，那么李锦贤代表的则是那些架设桥梁、推动愿景实现的人。
今年11月，APEC会议将在深圳举行。这对祖籍深圳大鹏的李锦贤而言，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意味：那片热土是他父辈离开的地方，也是他正在努力联结的方向。
1970年，22岁的李锦贤揣着2000马币开始创业，从原木买卖起步，慢慢把生意拓展至棕榈、旅游、建筑、物流等，这条路他走了近半个世纪。2018年，李锦贤突然做了一件“跨界”的事——正式成立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，着力于建设数字科创平台。他特意选在8月26日就职会长，那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8周年的日子。
木材生意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转向数字科技？李锦贤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：“木头会砍完，但数据只会越来越值钱。”
李锦贤把马来西亚定位为深圳数智产业出海东盟的桥梁：“深圳的优势是快、硬、强，马来西亚的需求是大、缺、急。对接点就在数据中心、AI智造、数字经济三大领域。”
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目前有100多个会员，吸纳了多领域的企业家、专业人士和青年。在深圳，商会设有服务中心，仓储、展销、直播，出海企业需要的支持在里面都有。
一个案例说明了这种支持的分量：一家深圳龙岗智慧节能企业找到商会，想落地马来西亚。商会帮他们2周内拿到投资发展局的“先锋企业”5年免税资格，1个月对接上州政府，3个月签下2000万马币合同。如今他们的厂房，已经动工了。
“企业说，在深圳找商会是找资源，在马来西亚找商会是找家人。”李锦贤微笑着说。
在李锦贤看来，马来西亚对中国企业有四大独特吸引力：RCEP框架下的关税红利，多领域允许外资100%持股的开放政策，约700万华人的文化亲和力，作为东盟门户的地缘优势。他提出一个“互补”逻辑：“深圳有技术，大马有空间。可以将研发总部放在深圳，生产和出海口放在马来西亚。”
李锦贤把今年APEC会议视为一个“战略窗口”：“APEC会议落地深圳，不仅是那座城市的高光时刻，也给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放大合作声量的机会。”
今年7月，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在吉隆坡主办了第九届国际深圳社团大会，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约800名代表出席。如今，他正计划组织马来西亚企业家代表团11月奔赴深圳，办一场马来西亚投资推介会。
“紧扣APEC会议‘数字经济+绿色创新’主题，我们将落地三个项目：中马AI数据中心产业园、罗湖—吉隆坡‘数字清真港’和青年科创10计划。”李锦贤说。
填补空白的工厂 “系统出海，仿佛总部就在隔壁”
有需求，有桥梁，就会引来越来越多过桥的人。张记福就是众多“过桥者”之一。
张记福负责的垦拓马来西亚工厂如今已开业近两年。从外观上看，它与槟城其他电子工厂并无二致，但走进车间，会发现这里的特别之处。
垦拓做的是微流体精密控制，应用于高端医疗设备、生命科学仪器等关键领域。这个细分领域早前在马来西亚甚至整个东南亚几乎一片空白，没有产业配套，没有现成人才，一切要从零搭建。而垦拓从决策到投产，只用了不到一年。
为什么是槟城？张记福给出四个理由：电子产业基础扎实，劳动者敬业，政府亲商，地理位置优越。“槟城在电子行业走得很前，在这里建厂，产品可以辐射印度和欧美。”
张记福在中国工作了18年，亲眼见证了中国制造业从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再到部分领域“领跑”的蝶变。“我深刻理解中国制造的体系、效率和创新优势。”2023年底，垦拓决定在海外设厂，需要一个既懂中国制造又熟悉槟城本土生态的人来牵头——张记福成为不二人选。
厂房可以很快建好，最难的是体系的搭建。垦拓的方案是“系统出海”——不是搬一条生产线，而是把整套智能制造体系、管理标准、流程体系完整复制过来。
“所有的系统、流程都从深圳总部复制到马来西亚工厂。”张记福说，“不管在深圳还是槟城，系统都是统一的，仿佛总部就在隔壁。”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，深圳总部可以实时看到马来西亚工厂的每一条生产数据。
供应链也分两条线走：高精度的键合件、线圈从深圳来；外壳、动铁等周边物料在本地开发。
人才是更难的那一环。工厂50多名员工，清一色是马来西亚本地人。对他们来说，微流体精密制造是完全陌生的领域。能学会吗？
“对马来西亚年轻人来说，这不仅是一份工作，还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成长过程。”张记福说。
怎么教？深圳工程师飞过来现场带教，马来西亚骨干送去深圳轮岗，日常还有数字化系统远程协同——培训、指导、问题响应，几乎每天都在跑。
2025年，垦拓马来西亚工厂获评中国首批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（CMMM）十佳海外工厂。“中国标准正被全球认可。”张记福说，“按中国标准做生产交付，更方便，也更高效。”
数据摆在那里：2025年垦拓国际业务增长75%，马来西亚工厂的产出100%交付海外客户。扩建已在规划中，目标是到2030年在马来西亚实现年营收过1亿元人民币。
从李忠利对技术合作的呼唤，到李锦贤架设的跨境网络，再到垦拓“系统出海”的落地——这条从“东方硅谷”到“中国硅谷”的智造新通道，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。
今年是APEC“中国年”，在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和贸易部长会议上，各方围绕数字贸易合作已达成多项共识——无纸贸易、电子提单互认、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等。这些听起来宏大的议题，落到垦拓马来西亚工厂的车间里，就是张记福每天面对的具体事：设备通关能不能再快一点？跨境数据流转能不能再顺一点？中国工程师来大马的签证能不能再便利一些？
“希望APEC政策能更有效地支持中国企业出海，让更多中国创新力量在这里落地。”张记福说。
